古時紹興城，河道縱橫，南北向的府河從南門至昌安門，東西向的河道從都泗門到西郭門，中間支流很多，就像現在的城市道路，承擔著南來北往的客運貨運任務。

　　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商業的繁榮，這些河道日漸淤積壅塞，特別是市場和居住人口集中的地方情況更嚴重。城市地面寸土寸金，有力有勢的大戶便向河道動起腦筋，有的 在河邊架閣搭棚，有的跨河造橋橋上建屋。河上和兩岸是形形色色違章建築，沿河居民還“日投穢惡”，把“露湯露水”、“痰圩汙物”等倒向河道，有時不免濺到 河上行船，來往船只叫苦不叠。

　　針對這種狀況，歷任紹興的官員大都十分重視對城河的整治。

　　明嘉靖二年（1532年），南大吉出 任紹興知府。到了紹興，經大量深入調查，他認識到“善治越者以浚河為急”。當看到府城河道久為豪強大戶所占，日漸淤積狹小，一般民眾敢怒不敢言，官府也不 過問，於是決計“鋤奸興利”，整治城河。他說“天下未有不順人情而能成事者，亦有不暫拂人情而能立事者，顧在順其公而拂其私，所順者大而所拂者小”。用我 們現在的話來說，要幹成事業就要順著大多數群眾的願望去做，要順著公眾利益去做，這樣贊成的人多反對的人少。南大吉的計劃是拆除兩旁各六尺的違章建築，拓 寬河道。然而他的行動觸動了豪強大戶的既得利益，這些人惱怒異常，“共嘩以為不便”，甚至惡語相加，或許還組織了刁民到府衙“上訪”。但南大吉不為所動， 組織力量疏浚了河道。若耶溪上遊的上竈溪多年沙塞岸塌，直接影響郡城的防洪和航運，南大吉親自前往察看，組織整治，並刻石立規，以防反復。

　　康熙五十一年，俞卿由兵部侍郎出任紹興知府。俞知府又看到城河因居民常投生活垃圾，河道淤塞的現象，於是組織民眾疏河拆違。他把拆違章建築與讀書考狀元聯系 到一起，那些豪強們哪個敢說個“不”字。於是政令一出，“拆居民架水閣於河上並跨河造閣為便密室者”。看來，俞知府比前朝的南知府更擅於做群眾的思想政治 工作，抓住人心，切中要害，辦法簡單效果好。俞卿還於康熙五十四年立“禁造城河水閣碑”兩塊，一塊立於府衙儀門，一塊立於江橋張神祠。

　　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，人們也總是不長記性。

　　又過了快八十年，奉天正藍旗李亨特出任紹興知府。這位李知府看到的紹興城河又是架木搭屋、水閣連岸的老樣子。雨時排水不暢，旱時行舟受阻，少數人家受益，民 眾怨聲載道。乾隆五十七年，李知府出示俞卿知府設立的“禁造城河水閣碑”，下令“二十天內將所設水閣、石條木屋各自拆除，倘有敢於違抗者，除官府派員隨帶 工匠押拆外，將違令者嚴拿，按侵占罪論處”（邱誌榮《上善之水》）。這次拆違行動，據《越中雜識》載，“去閣屋七十四座，石條四座，木橋八座，河道為之一 清”。